政治大学新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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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烽火岁月

 民国二十三年,日本继「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又不断对我挑衅,日军横行长城口外,平津危急...。

 一时之间,全国舆论开始怀疑「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据国民政府当时的统计,这一年全国报刊言论正确的只占四分之一。

 「现在好的记者太少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校长蒋中正,对二十五岁的马星野说,办一张报纸容易,找一批人办报的人却难,希望刚自美完成密苏里大学新闻学业的他,能留在政校训练人才,马星野欣然接下这个任务。
 

为国家栽培「好记者」

 那是中国历史上关键的年代,内忧外患加上残存的军阀势力,蒋校长口中的「好记者」俨然是一个沈重的责任,然而对年轻的马星野与初生的新闻系来说,却变成一种恒久绵长的时代使命。

 一年后,政校新闻系在南京诞生,由政校教务主任程天放兼任系主任,实际系务则由马星野负责。第一届的新闻系学生多自各系二年级转入。

 新闻系创系初期,正是中国新闻教育萌芽时期,教材十分缺乏,大部分是马星野在美国时期的笔记及研究;师资方面亦极为难求,多半是上海延请来的老报人,或学成归国的年轻老师,如刘觉民的「报业管理」,汤德臣的「新闻采访」等,马星野则担任「新闻史」与「新闻学」的教授。

 「三十岁不到的马老师,有点害羞,讲课时头都低着,温州口音许多同学都听不大懂,到后来才慢慢适应。」前《大华晚报》社长耿修业(第四届)回忆当时的情形。

 在政校校训「亲爱精诚」与「新闻系保姆」马星野的信心与热忱薰陶下,新闻系成为政校最活跃的一个系。二十四年成立的新闻学会更在校际间扬名,燕京大学新闻系就曾邀请新闻学会前去访问。「那时后穿上制服,走起路来都有风。」曾任职中央社、《中央日报》的老报人彭河清(第一届)说。
 

排字房趣味多

 在专业课程缺乏的情形下,实习刊物《中外月刊》《中外月刊》就成为全系精神凝聚的中心,虽然这些「准编辑」们也常把排字房弄得天翻地复、秩序大乱,但凭着一股热情与文采,《中外月刊》出版后立刻风行京沪,以其活泼多样,具国际视野的内容,超过在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创刊号就是报导远在东非,埃塞俄比亚抵抗外侮的故事。

 草创时期新闻系的另一个特色,是当时的中央政校采军事化管理。早上上课,下午军事训练,在徒手操、枪操、打靶和折豆腐干棉被中,新闻系学生培养了在战场中冲锋陷阵跑新闻的本钱,而这些训练,即使是系内第一位女生徐锺珮(第四届)亦无法倖免。

 「我所犯的不合规定,罄竹难书,散步不戴帽,不合规定;手插裤袋,不合规定;不扣风纪扣,大大不合规定。」徐锺珮曾在日后写的文章中提到当时训练的严格。

 原本学校不准女生唸新闻系,她在据理力争后,校方才勉强同意。然而五十多年后,女生却成为新闻系的「主流派」占每届新生比例至少七成以上。
 

大时代的斑斑血迹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对日战争爆发,八年抗战揭开了近代中国苦难的序幕,以也使得成立不到三年的新闻系从此在战乱中巅簸,与中国多舜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

 在那段随着国民政府流离迁徙的日子,新闻系的师生为战火蹂躏的中国作见证,在采访报导中,写下大时代的斑斑血迹。

 正因为如此,大陆时期的新闻系系友,对战乱带来的痛苦感受特别深刻,同学间也如同家人般团结互助,凝聚成一股对国家社会特有的使命感,这股精神不仅传承至今,成为政大新闻系的特色,也造就了当时一批忠党的爱国报人。

 直到今天,曾以中央社记者身份,采访过无数军事战情的彭河清忆起抗战,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激动地流着泪说:「真不晓得我们国家是怎样艰苦地熬过来的。」

 从冰天雪地的卢山到春暖花开的芷江,许多学生都前往长沙、汉口参加抗战,新闻系也只剩下几人,「全系几乎溃不成军,」当时仍继续留校的徐钟珮如此形容。

 虽然如此,大后方的新闻系学生仍挟着笔枪和纸弹,努力为国。被教育长陈果夫称为「政校骑兵」的第二届新闻系学生,在江西牯岭办《战训壁报》;仅剩的几人到了湘西,也办了半年的《芷江民报》,成为芷江地方的最主要的战情来源。

 对日宣战后,新闻系曾一度停办,直到四年后,在小温泉改办新闻专修科,以实务训练为主。包括现任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院院长王洪钧、执政党中央党部考纪会主委吴俊才、前《中央日报》总编辑薛心镕,都是专修科的学友。
 

同学少年都不贱

 当时的实习刊物为《南泉新闻》,每次出刊要走十八公里去搬刊物,王洪钧甚至曾在全校运动会中叫卖刊物,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吴俊才后来谈到那段时期的艰困时表示:「那时苦苦地学习、读书,就是要为国家做点事。」

 现任驻德代表沈琦(第四届)曾引一句诗:「同学少年都不贱」,来形容当时本系同学奋发向上的情形。

 在小温泉时期的新闻系,由于物资缺乏,同学生活中大多清苦,现任政大新闻系兼任教授徐佳士(第七届)考进新闻系时,吃的食物是稀饭配虫咬过的蚕豆,照明工具则是蜡烛,「所以我们这一届的视力普遍不好。」戴着厚厚眼镜的徐佳士说。

 日子虽然艰苦,但在小温泉依山傍水的景致里,却别有一股恬适之美。时任新闻学会总干事的孙如陵(第五届)曾如此描述小温泉附近的花溪:「溪水深而曲折,两岸多竹,杂以树水,船行其中,触目葱笼,春暖花开,桃花柳绿,一个转折换一个颜色,每个人都成了武陵渔人。」这种情景,加上新闻系活泼的系风,也使得学生懂得「苦中作乐」。
 

来一碗「轰炸东京」

 现任新闻评议委员会直主委的潘焕昆(第四届),是印尼侨生,也是当时新闻系学生中,唯一有家庭接济的人,每当家里汇钱过来,他总会请同学到南温泉吃碗「轰炸东京」(虾仁汤泡锅巴),一面品尝平日难得奢侈的小吃,一面大骂日本人。

 小温泉虽然不是军事目标,但躲警报仍是政校学生的家常便饭,每当躲空袭时,孙如陵(第五届)总喜欢在黑暗中天南地北的「乱盖」。敌机侵袭了四年,他也盖了四年,到今天,每当有人称讚他的口才时,曾任教职、中央日报副刊全盛时期主编的孙如陵总会幽默地说:「感谢日本人的飞机。」

 空袭的时候,新闻系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到学校电报室收电报,了解敌机轰炸的区域及伤亡损失的情形,出简报公布全校。
 

断垣残壁中的笑容

 砲弹炸得碎房舍,却轰不走学生「抗战必胜」的信心。有一次,在中宣部工作的徐锺珮应一外籍摄影记者之邀,在一片断垣残壁中拍照,他想表现空袭后中国人苦难与无奈,但徐锺珮从头到尾没有一丝悲哀的样子,反而露出乐观的笑容,「房子被炸了,没有什么可怕,因为我们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她这么对外国记者说。

 就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儿,使学生们经常在敌机远离后,回到满目疮痍的校园,立刻捲起衣袖,收拾残局,恢复上课。学生们也因此特别用功,准备随时贡献所学,充分展现读书报国的抗战精神。

 在这个时后,由马星野作词,创作许多抗战歌曲的李抱忱谱曲的新闻系系歌也正式诞生,这首词曲亦状亦美的系歌不仅揭橥了当时新闻事业的责任与理想,在媒介多元化的今日,更显出它的重要意义。

 「系歌中的「燃起人心正义火,高鸣世界自由钟」是最重要的一句,也是最值得我们努力的一句话,」徐佳士回想当年刚入学时,大家都大口兴奋地学唱系歌;三十几年后,新闻系会唱系歌的学生却越来越少了。
 

在抗战中立言立功

 民国三十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三十一年,同盟会宣布由蒋中正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新闻系的系友们也开始在渐露曙光的抗战中立言立功:彭河清出任中国战区中央社陆军特派员(曾频频抢先报导中国滇西远征军从云南边境反攻的捷报);孙如陵回贵州办「西黔日报」;徐锺珮担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新闻检查员;毛树清在艾森豪麾下担任随军记者...。

 随着西方各国逐渐注意到这场「被遗忘的战争」中央宣传部也开始培植国际宣传人才,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于政校设立新闻学院,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担任院长,曾虚白担任副院长,现任英文中国邮报发行人馀梦燕、前文化局长王洪钧都曾在这所当时国内最高新闻学府就读。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抗战胜利,日本正式投降,当时在国际宣传处单任处长的曾虚白一听到消息,立刻向房门外冲,高声大叫:「我们胜利了!」,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惊骇,问明详情后,一群人也跟着开始欢呼,此时砲竹、欢呼声此起彼落。

 而在南京的受降典礼里,何应钦将军代表最高统帅接下‵日本降书的那一刹那,在场的中央社特派员彭河清强忍心中的狂喜,向外撰发电讯。当时任职中央日报的徐锺珮仍记得消习传来的那一刻,报馆同事高兴的争相邀请吃饭庆祝。(执笔:陈启彰、何琦瑜、李亚梅,新闻系第50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