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学新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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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山下传薪火

 国共分裂的浩劫,带给中国人无尽的苦难,历经烽火来到台湾的政大校友,在谈到自己的遭遇和牺牲的同学后都不胜唏嘘。于是在民国三十九年的一次聚会中,决定向总统提出政大在台复校一案。

 风强雨急中的台湾,政大新闻系的系友正努的在政界、党界、新闻界中站稳脚步,掌稳船舵。
 

胼手胝足办报

 当时国内的第一大报《中央日报》在马星野、黎世芬等人筹备、奔走后,也已在台继续发刊,在董事长董显光、社长马星野的带领下,许多新闻系系友如吴俊才、钱震、曹圣芬、王洪钧、徐佳士、赵廷俊等也在迁台后成为报社内的编采、管理中坚,胼手胝足地这份国民党的机关在台奠基,一直到现在,中央日报仍是系、所友的铁要舞台之一(如现任社长石永贵、总编辑许志鼎、副总编辑王宗蓉)。

 除了中央日报,系友如潘焕昆、彭河清在迁台后的中央社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沈琦则转往外交界发展,历任外交部政务次长、驻澳、驻哥伦比亚、驻西德大使。

 政局仍在紧张状态,言论显得格外重要,从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间,创刊报纸就有《民族报》(现《联合报》)、《征信新闻报》(现《中国时报》)、《青年战士报》(现《青年日报》)、《民族晚报》等,新闻系系友如耿修业、薛心镕(《大华晚报》),馀梦燕(《英文中国邮报》)也在此时加入办报的行列。

 情势虽然不安,但工商界立志创业的仍大有人在,刚崛起的新光、裕隆、台塑、大同、台南帮等企业,也为当时的台湾带来一丝经济发展的前兆,但在大学生只佔总人口的0.07%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也只得以土法钢的方式储训人才,政府于是开始意识到高等教育的重要。
 

在台传递薪火

 民国四十三年,国立政治大学在木栅首先恢复研究部,由会虚白出任新闻所所长,在台湾接下新闻教育的薪火。第二年大学部新闻系也恢复招生,由当时台湾第一大报新生报社长谢然之兼任系主任。

 从此之后,政大新闻系所承继以往的豪情壮志,在台湾写下新闻教育最璀璨的一页。

 复校初期的政大,荒凉而简陋,学生从公共汽车路局终站木栅一路踩着泥巴回来,到道南桥还看不见学校,校地也只有现在的社资中心到一、二字头教室的范围,「那时政大最高的房子只有两层楼高,民国四十八年建的四维堂算是很了不起的!」毕业后赴美的王度(二十一届)说。

 当时的台湾很穷,大学生的娱乐很少,打台球算是新闻系较流行的活动,至于到道南桥头的木栅戏院(现已拆掉)看场电影算是奢侈的享受了!「其实大部分的生活都是蛮平静的,」复校第一届的系友,一直在英文媒体打转、现为英文中国日报的资深记者马华利回忆当时的情形。

 生活的平静,学生便专心往书本下功夫,当时新闻系、所用功同学的代表如现任中央日报社长石永贵(十九届)、政大广电系主任潘家庆(十九届)、台视副总经理李圣文(新闻所)等,都在良性竞争下,互争长短,到今天都各以扎实的基础在学术界、实务界有所成就。

 校内生活虽平静,国家的经济情势却未稳定,全国私家轿车才二千多辆,文盲比例却达总人口的七二%。

 民国四十六年,新生报南部版在经济压力及看报风气不盛下濒临倒闭,荆溪人奉命南下整顿,担任总编辑,五年的努力,使得南部版日益茁壮,后来甚至独立为南台湾新闻报,成为今天南台湾最大城市高雄唯一的官方报纸。

 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傍晚,共军炮火突然轰炸金门,两个小时内就发炮四百多发,在四十六天疯狂轰炸仍攻不下的情况下,共军改为单日打,双日不打。那一年,上大三的马华利在新闻局实习,八二三炮战后几天,他陪同外籍记者到金门采访,那一天刚好是单日,一下飞机就看到不远处的民房被炸得粉碎。

 在中共单打双不打的策略后,台湾海峡获得暂时的宁静。

风雨中曙光渐露

 随着四十年代进入尾声,经过飘摇风雨的台湾,前方逐渐光亮起来经济好转,各报社业务也站稳脚步,报考新闻系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民国四十八年,全系学生已将近三百人,在那一年的陈博生奖学金颁奖典礼中,政大校长正式宣布筹建新闻馆。同年,政大也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水灾。

 那是一个初夏的晚上,如今是国内外赫赫有名的刀剑收藏家的王度,回想当年在睡梦中突然感到一阵凉意,醒来一看,发觉自己身处水中,急忙爬到上舖,与同学挤在一起。

 当时的新闻所讲师陈圣士顾不得水势湍急,与校车驾驶小杨游到校长宿舍,救出时年七十多岁的陈大齐校长与夫人,那时校长宿舍的淹水几乎已过顶。从此以后十几年,夏天校园淹水、学生宿舍搬家、停课、消毒,便成了政大师生共同的回忆!

 水势渐渐消退,新闻系、所师生也开始动了起来。王洪钧接下新闻系主任的棒子后,以至今仍深深影响当时政大新闻系学生的几个字「乐观、忍耐、奋斗」做为系训,勉励同学多方发展,并在国内外四处延揽专业师资,使得新闻系、所更趋多元化与国际化,在师生共同努力下,缔造了系、所的第一个「黄金年代」。(执笔:陈启彰、何琦瑜、李亚梅,新闻系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