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学新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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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潜过后,重新出发

 正当台湾在国际外交上频频遇阻, 朝野人士一致团结对外,发挥同舟共济精神时,新闻系学生在政大校园内的活动却沈寂下来,不少系有回想当年都认为,这多少受到系主任漆敬尧「不鼓励」政策的影响。

 民国六十五年接掌系主任的漆敬尧,在学生眼中是个「学术为重」、「做学问的人」。现任台视新闻部采访组的李四端(三十九届)说,由于漆老师认为学生一天到晚办活动,会耽误唸书时间,因此「不鼓励」学生办活动,「那是戒严时期,」他笑称。
 

停办啦啦队

 再没有系主任推动,及年轻人自我意识日益膨胀下,一项最能表现新闻系精神的啦啦队比赛,竟然在民国六十八年停办。

 当时大一新生(四十三届)认为办啦啦队要借鼓、花时间排练、挖空心思想花样,太劳民伤财,而且同学也有选择不办活动的自由,因此,虽经学长姐几次的苦劝挽救,每年为运动会平添不少热闹景象的拉拉,在四十三届手上断了。
 

活跃新闻现场

 此后,啦啦队时办时停,而有些活动「即使得奖也不敢大肆庆祝,」现任高雄民众日报采访主任陈申青说。那时他们还特别推出一本刊物「回响」,讨论系上人心涣散、生气日衰的问题,希望能为「似乎已迈入老年的新闻馆」带来一点生气。

 虽然系上参与课外活动的气氛日渐淡薄,还是有一些学生揹着相机,活跃在各新闻现场。无意间为今天同学自费编刊物的摄影小组播下种子。

 例如民国六十七年,中美断交的消息传来,当国人拿着鸡蛋、旗杆,到外交部或美国大使馆前抗议美国背信忘义时,罗旭光、胡福财(四十二届)全部都翘了课去拍照,用他们的相机记下了当时台湾人民的愤怒和失望。其中一张拍到出租车司机自焚的照片,还背报纸采用。

 虽然如此,那时系上的摄影风气却因为学生负担不起昂贵的器材,以及摄影课程只有两学分的缘故,并不兴盛。

 大学时迷上新闻摄影却没钱买相机,只能跟同学借的胡福财(现任中国时报文化中心摄影召集人),和罗旭光(现任远见杂志摄影主编)在校外实习,受到摄影记者的排挤,气愤之馀,决定不靠别人自己学习,在经费、场地有限的情况下,成立了摄影小组,从此带动了系上的摄影风气。

 几年后,他们又回到学校来,和在政大任教的林少岩、郭立昕一起,不定期地在周末寂静的午后,义务带领一群年轻人,上课、拍照、出报 .... ,「传承自己的经验,」胡福财以略带马来西亚口音的腔调说。

 民国七十九年,「摄影小组」获得陈香梅奖学金,延续了第一届得主胡福财的荣耀,传承的精神显露无遗。

 虽被认为是个「做学问的人」,漆敬尧却强调实务经验胜过一切,他认为系主任生涯「没什么,很平淡」,然而一提起建教合作和扩建摄影棚,他掩不住几许得意。
 

建教合作

 为了加强学生的实务经验,漆敬尧不断和传播媒体沟通后,首开记录推动了系上与联合报、华视、联广建教合作的计画,使有心从事传播工作的同学。提早接触了真实的工作环境。

 当年在漆敬尧的游说下,才参加建教计画的黄素娟(四十一届),现任联合报经济组召集人),实习结束后,因表现优异而获联合报留用,从此就没离开过这个工作岗位。

 民国七十年摄影棚从旧系馆「鸽笼」般大小的三楼,搬到一楼约一百五十坪大小的礼堂。这座耗资一千万元的摄影棚,是当时东南亚最具规模的教学摄影棚,曾引起不少传播公司的觊觎,纷纷企图以「建教」之名借用。

 在此之前,政大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大都是向文字媒体发展,自新的摄影棚由当时校长欧阳勋亲手按钮使用后,再加上电视台在民国七十年后公开招考记者,往电视界发展的人就慢慢多了起来。

 早期参加电视工作的有李圣文、卢治楚、周嘉川、张忠伦、杨楚光、周平、杨文华等人,最近几年则有李四端(三十九届)、佟孝瀛(四十一届)、陈蔼玲、奚圣林(四十三届)、童中白(四十四届)、 陈慧梅 、徐秋华、何丹曦(四十五届)、张雅琴、黄晴雯、刘玉嘉、刘蕙苓、郑晓华(四十六届)、方念华、张菁菁(四十八届)、陈若华(四十九届)等,开始在电视幕前幕后冒出头来。

 四十六届是目前在电视上露脸最多的一届,任中视晚间新闻主播的黄晴雯回忆:「那时我唸广电组,身上揹着摄影机,走在路上都有风。」

 黄晴雯也是目前文字记者里,少数会开摄影机的女生,常被同学夸说有摄影概念,她认为这完全要归功于在校时的训练。

 七十年代后,台湾无论是在政治或经济方面,都显的生气勃勃,《天下》、《远见》、《钱》、《新新闻》等杂志陆续创刊,其中又以得到麦格赛赛奖的《天下》和政大新闻系所的渊源最深。

 民国七十年,在世人好奇台湾经济奇蹟如何创造出来,而国内又缺乏专业财经报导的时代背景下,高希均、殷允芃和王力行带领着一群政大新闻系毕业的菁英:徐梅屏(三十三届)、周玉蔻、温曼英等人,创办了国内第一份财经专业杂志《天下》;没多久,《天下》就以公正客观的报导方式和企业化的报导方式和企业化的经营管理,引领杂志界风骚。

 天下杂志发行人兼总编辑殷允芃,在一次应邀到新闻系演讲时曾说,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对新闻工作较认真、热诚,也更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天下》能有今天一些成绩,「可说主要是靠政大新闻系老师、学生,以及传统精神而来的。」(《天下》编辑部曾有好长一段时间,九成以上均是本系所学友)。

 周玉蔻在《天下》刚创刊时所写的封面故事「系属财经首长背景」,由于报导深入,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创刊第二年加入阵容的杨艾俐(三十四届,现任天下杂志驻美特派员),在民国七十八年初版的《孙运璿传》,更以十五万册的销售数字,打破了国内出版界的纪录,并且赢得民国七十九 年的「国家文艺奖」。

 由于《天下》坚持公平、客观的报导,要求记者专业素养、肩负社会责任,使得《天下》成为「少数能看到政大新闻系理想的地方,」曾在《天下》待过五年的刁明芳认真的说。
 

筹建新馆

 民国七十年,赖光临接下了系主任的棒子,他鼓励学生多参与活动、加强中英文报刊实务;加强师资与课程的安排、延揽更多获得博士学位的师资加入阵容;筹划广告、广电系,更一手推动新馆的筹建工作,新闻系渐渐回复了往日活跃校园的生气。

 此时,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新闻馆也显得老旧不堪,不仅油漆剥落,墙壁龟裂、设备空间也愈来愈不敷使用,赖光临便兴起了兴建新馆的念头。

 虽然得到校长欧阳勋的支持,却没有获得教育部的经费,于是,赖光临便请人把破旧的地方拍照存盘,连同创馆计画一起成到教育部,「让他们知道却实有需要重建新闻馆,」谈起这件事,在新闻系执教,从黑发做到华发的赖光临不禁莞尔。(执笔:李亚梅,新闻系第50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