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学新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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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迈向传播新纪元

 民国七十五年十二月动土开工的新馆,当初是专为新闻系设计的;但随后两年,争取许久的广告、广电二系,忽然得到教育部批准成立,于是新馆也变成目前的传播学院院馆。

 这座全国中最好的传播学院院馆,耗资五千五百万元,扩增设备和器材,并设有专业图书室、广告企划室、广电制作中心、电脑中心、多媒体视听中心、广告商业摄影棚、暗房、小型写作室、剧场....等一流设备,让外系师豔羡不已。

 民国七十六年,汪琪接任系、所主任,继续推动系务革新,除了落实教授治系的理念外,更大力发展中文电脑排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和美国多所着名学府如俄亥俄大学新闻系等,推展师生交换、学术交流等活动。

 就在新闻系以稳健的步伐力图发展时,台湾却进入了一个「巨变」与「惧变」的新格局。民国七十五年,国民党三中全会宣布研究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等问题,不久,民进党成立,一时之间,政治新闻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们是处于禁忌与开放之的一代!」晚上九点,喧嚣与忙碌过后的中视新闻部,只剩下二、三个人,黄晴雯深思片刻后说。当时许多社会冲突正在蕴酿、成形,黄年「台湾政治发烧」、龙应台的「野火集」,和一些游走在禁忌边缘的书,是大学生的最爱。

 民国七十六年到七十九年短短三年间,台湾政局的变化远远超过过去四十年间。立法院打架闹事的风气愈演愈烈;政府开放大陆探亲、记者赴大陆采访亚银年会;雷震、孙立人大翻案;国代当着总统面前掀桌;国民党「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公开较劲....。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在台湾这块小岛上,掀起前所未有的波涛巨浪,各媒也不由自主的加入巨变的狂飙中。
 

「站岗新闻」

 曾经和一群记者围着蒋彦士打探副总统人选的王旭(四十三届,现任联合晚报政治组记者)无奈地说,政治新闻氾滥,不仅读者看了讨厌,记者跑新闻也成了「站岗新闻」,谁都不会漏新闻,但谁也跑不到独家,「这样子跑,国中毕业生也可以跑新闻,新闻不是这样搞的!」

 新闻界不仅猜测、捏造之风大盛,有些记者甚至有意无意介入新闻事件,为政治人物放话造势,或煽动挑拨,新闻道德荡然无存。连半世纪前就在鼓吹新闻自由的大老曾虚白,也为新闻自由的滥用而耽忧不已。

 新闻系所十五位老师作品汇编的「媒介批评」适时出版,要对新闻界尽其评鑑及导向作用。追求更民主开放的政治改革,似乎已成世界潮流。民国七十八年下半年,东欧掀起了风起云湧的改革浪潮,不仅击垮了代表东西方冷战的柏林围墙,同时更结束了东德、捷克、保加利亚以及罗马尼亚等共产专政的局面。

 面对这种令人瞠目的演变,凡是新闻人莫不有「生逢此时」的兴奋,「台视新闻世界报导」的主播张雅琴(四十六届)更把主播台从北搬到柏林,站在历史的转捩点上与两德人民共享统一的荣燿。

 尽管国内外政治改革日趋开放,但彼岸的中共政权却违逆了这股世界潮流,大开民主倒车。民国七十八年六月四日凌晨,中共以坦克车压碎了中国青年要求改革的梦想;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在枪林弹雨中所完成的报导,却拆穿了中共虚假的谎言。

 在天安门广场上,深夜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大陆学运学生,并把侯德健歌声传回台北的陈永光(四十九届现任华视新闻杂志记者),在历劫归来后发现自己被媒捧为「英雄」,而辛苦拍得的带子却反而少有机会播出。

 「采访是我们的工作,真正的英雄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年轻的陈永光在回校对系上师生演讲时说。
 

捲入改革浪潮

 或许是天安门事件的影响,也或许是学生的自觉,民国七十六年三月,当国民党大玩政争的权利游戏时,国内的学生也群集在中正纪念堂前要求大速改革政治体制。

 在这一场静坐的抗议活动中,当时新闻系一年级的学生童心美愤慨地在中正纪念堂躺了三天三夜,也有同学在采访中发现这次事件并不单纯。

 当时正在中正纪念堂采访的黄晴雯,也很感慨学生真诚被利用了:「年轻人最可贵的是热情和纯真,但最危险的也是热情和纯真。」

 政治上,改革的呼声此起彼落,经济上,国人则开始疯狂追求金钱。从民国七十六年起,股市在短短三年内,从一千多点涨到一万多点,大大小小的地下投资公司约有二千多家,许多殷实老百姓在厚利诱惑下,纷纷投下大笔金钱,社会弥漫投机的气氛,让 外国人称我们居住的这块土杝为「贪婪之岛」。

 在鸿源集团声势如日中天时,传闻有二百多位记者受过鸿源集团的「招待」,姚鹭(现任联合晚报证券组招集人)是少数不受鸿源「招待」的人士之一。她曾连续一星期在联合晚报头版或三版头条揭发鸿源非法吸取外金的内幕。

 「我虽然没有为鸿源送终,但我知道我的报导确实发挥了影响力,」姚鹭认为这是她最感骄傲的事。

 追求金钱的风气也吹到校园里。四十六届的张雅琴回忆:「当时学生唸书的气氛不强,没毕业就工作的人很多。」
 

新闻学人停刊

 学生忙着打工,相对也减少了对系务的关心。不仅系上大会每每因出席人数不足而频频流产,连创刊二十年的「新闻学人」也因为找不到人手,而在期末大会,学生「还算热烈」的讨论声中,于民国七十八年画上令人婉惜的休止符。

 政经变化如此急遽,使社会脤膊一起跳动的新闻界本身自然也受到了影响。

 民国七十五年,华航驾驶王锡爵驾着飞机向中共当局「投诚」,在尚未获得上级允许的情况下,时任台视新闻部经理卢治楚(二十五届),独家播出访问中共民航局长的新闻,虽然事后受到新闻局一名科长的口头警告,但他却认为在报导事实的产则下问心无愧。

 民国七十八年,政府开放两岸探亲,却仍未明令批准记者赴大陆采访时,当时任自立晚报总编的陈国祥(现任中国时报副总编辑)认为政府的开放政策太过缓慢,于是在社长吴豊山的支持下,率先派遣徐璐、李永得赴大陆采访,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国内外新闻中的新闻。

 没多久,政府宣布开放记者赴大陆采访亚银,周玉蔻是那批记者中的一员。这也是台湾记者首次公开到大陆实地采访,借由媒体扮演的桥樑角色,两岸的互动因而更加快速频繁。

 新闻界不仅在报导的尺度上一再突破禁界,在报纸的经营手法上也历经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民国七十七年,报禁解除,当时正在英国牛津大学唸硕士班的黄年,奉召回国,参与联合晚报的创刊,他亲自画版样说服长官,引进了中文报纸横排的作法,「是他一手把这个婴儿定形的,」联晚成立时便从联合报跳过来的姚鹭比喻。

 一百二十五家(登记二百零八家)报纸一起奋身跳入开放的洪流中,台湾报业顿成战国风云时代。记者的身价跟着水涨船高,许多人加薪晋爵,更有人从记者一变为召集人、采访主任,而刚踏出校门的社会新鲜人,就业机会也随之大增,「刚毕业的学生,有人在一个月内从甲报跳到乙报,再跳到丙报。」新闻系一位老师批评指出。

 报业竞争加遽,联合、中时两大报团挟着雄厚的财力,在台湾形成双雄并立的局势,其他报纸除了必须面临财力不如人的问题,更必须面临人手到处窜流的挑战。

 在早期,政大新闻系、所毕业的学生,大都走向中央社、中央日报、新闻局等党政单位,但在民国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人才慢慢往民间流动,也反映出时代的变迁。
 

跟历史同步走

 现任中央社资料部副主任方鹏程(二十七届)回忆,以前总统接待外宾,只有中央社获准进入采访,「有种自己跟历史同时在走的感觉。」而有「地下总统府发言人室」之称的中央社,在这之前确实也吸引了不少人才。但随着多元化社会的出现,中央社不能再满足各报同需求,加上民间报业的兴起,此消彼长下,人才慢慢流向民间,系所学友的跳槽志愿里,从此少见中央社。

 这种跳槽的情形,也正暴露出记者不够敬业的问题。现任中视总经理朱宗轲(二十四届),在经过多年的观察后,认为新闻系学生虽然具有足够的专业水准,但敬业精神尤其是工作伦理,却一点一滴地腐蚀了。

 值得庆兴的是,政大新闻系注重「新闻伦理道德」的精神,仍然可在许多人身上看到。

 张雅琴回忆,以前上课时听老师讲伦理、道德,总是觉得很烦,「但现在事到临头,钱就是拿不下来!」

 王旭也以惑激的口吻表示:「很感谢师长们的教导,让我在新闻处理难以取舍时,知道不能乱搞,否则没脸回去!」

 即使新闻伦理道德逐渐沦丧,「新闻界还是有很多坚守原则的人。」坚持不买鸿源帐的姚鹭说。

 多少年来,强调菁英式培训的政大新闻系所,在强调专业的教育理念下,不知为新闻界培育多少优秀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也慢慢在媒体、社会上发挥影响力,但遭人质疑的问题也仍然存在。

 「理论还是和实务脱节!」民生报发行人王效兰认为,在院馆硬件设备日臻完善的同时,如何加强软件方面的实务训练,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任重道远

 政大新闻系在民国二十四年,社会动荡不安时建系,在风雨飘摇中随着时代、国家一起成长,整个政大新闻系、所史也正反映出时代巨轮轨迹,或许也因为如此,政大新闻系的师生,始终坚持一分对社会的使命感。

 在传播学院院馆落成启用之际,「希望政大新闻系、所能有更多的成果,贡献给社会。」赖光临如此期许。

 回首前尘,展望未来,政大传播人任重而道远。(执笔:李亚梅,新闻系第50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