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学新闻学系

浏览人次: 4335

汪琪 台湾第一位传播学女博士

※本文引自《提灯照路的人:政大新闻系75年典范人物》(2010年)

 【杨倩蓉报导】她是台湾第一位拿到传播学位的女博士,也是政大新闻系第三十一届的系友。

 能文能武的汪琪老师,在学术上的非凡成就,让她长年在世界各地讲学;她在经营管理上也极有长才,曾担任《光华杂志》总编辑,更历任政大新闻系主任及所长、中正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更以讲座教授被母校回聘。

This is an image 总是带着满脸笑容的汪琪老师,早年在政大新闻系念书时便是有名的才女,关于这一点,汪琪老师笑着解释:「那都是一场误会,因为我去过非洲,会讲一点法文,也会讲一点广东话,在那个年代大家觉得很稀奇,所以就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
 
 汪琪老师很少谈到她的背景,很多人只知道她出身外交世家;其实,翻开近代中国外交史,清廷驻日钦使汪凤瀛,北洋政府驻日公使汪荣宝,分别都是她的曾祖父与祖父,她的父亲汪公纪也曾经担任驻日代表团的副团长,一家三代都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留名。
 
 在这样特殊背景下长大,的确让汪琪老师童年的经验特别与众不同。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她在巴黎出生,三岁才来到台湾;初中二年级时,父亲派驻马达加斯加担任大使,所以再度举家迁移, 她的少女岁月,有三年时间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度过。

 「第一年我很惨的,因为我刚从台湾过去,还不会法文,只好待在家里补习,很孤单;我的老师又很凶,只要弄错文法他就会扯我的头发。」汪琪说。当时华侨之间也是以广东话沟通,汪琪度过了封闭的十五岁,直到隔年进入当地天主教办的法国学校,交了朋友,法语也开始流利了。「不过,十七岁生日舞会没多久就离开了马达加斯加岛,再度回到台湾,我的法语现在已经没办法讲了,看报纸还可以。」汪琪笑着说。
 
 除了外在环境因素,汪琪也深受家庭影响,她说:「我的父母都是正统华人血统,但是我的文化部分倒是有一点杂。」她的父母成长背景跟她一样特殊,由于祖父汪荣宝在民国初年曾经担任驻比利时与瑞士公使,她的父亲是在瑞士念的小学,后来因为祖父又被派到日本,所以她的父亲是早稻田大学毕业;而她的外祖父也是派驻日本的外交官,所以母亲从小就住在日本,毕业于日本神户女学院英文系。
 
 也因此,汪琪的父母亲跟传统中国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我的父母亲都会用 sweet talk的方式跟我们小孩说话,有别于传统中国父母。」汪琪说,尤其是她的父亲,会带她去探索知识、世界影响她极深。
 
 「小时候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会翻出百科全书找出许许多多和作业相关的资料出来。有时候我很着急,因为弄了半天什么都说了,答案该是什么却还是不清楚。现在想想我父还是有道理的; 很多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她也回忆,小时候父亲带她去爬山,走走就说他迷路了,这时候汪琪就会很神勇的带他去找回家的路。
 
 回顾早年的童年岁月,汪琪说:「我人生的一些决定与学术上的追求可能都和父亲的教育有些关连。」

 

面对人生:我很随性,梦想很多

 的确,在人生的决定上,因为父母采开放自由的态度,汪琪说:「我很随性,梦想很多。」
 
 高中时,她看了很多《大公报》创办人张季鸾的资料,大学联考第一志愿便决定念政大新闻系,大学毕业后她进入《联合报》实习,因为很景仰政大政治系一位名教授的学术风范,于是打算进入政治研究所念硕士。汪琪笑着说:「结果我还真的没考上,连成绩单都没拿到,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几分?」
 
 当时她跟班上其他两位同学都获得《联合报》留任,被视为是一个荣誉,但是汪琪说,她还想多念一点书,既然没考上政治研究所,她就申请到康乃尔大学读硕士去了。
 
 1972年,在康乃尔拿到硕士学位后,汪琪曾经在报界闻人、同时也曾任教政大新闻系张任飞所创 办的《综合月刊》工作一年,后来再度返美到南伊利诺大学攻读博士。1977年刚拿到博士学位时, 当时张任飞有意模仿美国《TIME》杂志风格,在台另创一本刊物,因为欣赏汪琪的能力,希望由她来创办。
 
 接下这份艰钜的任务后,汪琪主动申请进入《TIME》杂志见习半年,希望深入了解《TIME》杂志的经营方式;当时她除了跟访采访记者,也轮调不同部门实习,从编辑作业到业务经营,这段独特的经历,无形中也让她对新闻编采与行政经营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虽然,办杂志的任务后来因为资金调度问题无法实现,但是这段在《TIME》杂志见习的经历后来却在担任《光华杂志》杂志总编辑时,派上了用场。1984年已经在政大任教的汪琪临时被当时新闻 局长张京育邀请到《光华杂志》兼任总编辑,处事温和幽默的汪琪,在经营管理上却极有长才,她参考《TIME》杂志风格,全力改版,每月策划封面故事进行深入报导,精采图片一定放大,更按照记者兴趣重新规画采访路线,且引进查证制度,力求报导真实性,一新《光华杂志》风貌。

 能文能武的汪琪,即使不走学术这条路,也能在媒体圈一展长才,但是彷彿命中注定,即使几次出走到媒体界,终究还是回到学术圈来。1979年原本在《联合报》专栏组担任副主任的她,偶然间获知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征聘研究员一职,经录取后,她便辞掉报社工作到夏威夷担任研究员,三年后返台正式进入母校政大新闻系任教。
 
  1987年汪琪接掌政大新闻系系主任及所长时,推行了一项很重要的制度,设立委员会,由教授治系。谈起当年这项革新, 汪琪说,在她接任系所主管前一年,正好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看到中大有一些作法不错,决定借镜参考;兼之当时社会开始有「教授治校」的口号喊出,让她决定从教授治系开始做起,成立教学、研究、学生事务三小组,由系所教授自由选择,参加一组或多组,任期一年,系所事务先透过委员会讨论,再送到系务会议上表决,为校园民主化迈向了第一步。
 
 汪琪说:「以前招募老师就是由系所主管拍板定案即可,没有透过招募或是试教方式。」教授治系的好处也是为了让学生能有更好的师资与课程。

 

面对学术:反对企业化经营,坚持学术自由

 汪琪说,童年时候她患有气喘,父母只求她身体健康,不敢对她有任何压力与期待,所以在人生的方向上,她向来依照自己的兴趣前进。而在学术的追求上,父亲给她的教育就是自己找答案,坚持不随波逐流。
 
 她的学术成就多年来屡有杰出贡献,民国85年获国科会杰出研究奖,多年来也相继在国外出版英文着作五本,中文着作四本,更屡此受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例如2000年曾被邀请参加In- 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 在新加坡年会的主题演讲;2009年,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在芝加哥年会有关网络政策的全会研讨会演讲。她更受邀回母校南伊利诺大学传播学院,为他们的媒体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开幕作主题演讲。
 
 2009年,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资讯学院」曾经邀请汪琪担任客座教授,这是该传播学院首度邀请第一位来自亚洲的女性传播学者来此授课,也是「黄金辉讲座」的第一位亚洲学者,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创始院长兼教授郭振羽十分钦佩汪琪的学术成就,他说:「汪琪老师是目前台湾传播学界在国际学术圈上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学者,她的研究领域比较尖端,像是媒体全球化与电讯传播等,她很早就在国际上用英文发表着作,她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这些有目共睹的成绩也让她开始担任更多重责大任。1996年,她出任中正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2001年她刚到交通大学传播研究所担任讲座教授时,香港浸会大学便力邀她担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兼院长。
 
 2007年,在担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四年任期后,汪琪老师毅然辞掉这份大家眼中既有名望又享有高薪的职务,返回政大担任讲座教授。汪琪说,辞职原因有很多,她离开浸会时跟校长说,她在台湾做过系主任也做过院长,不仅可以同时开两到三门课一学期,也可以同时进行国科会研究计画,甚至还行有馀力可以承担有线电视修法小组的工作;但是在浸会大学担任院长这四年,她只开过一学期一门课,其馀时间每天耗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作行政工作,她的研究计划已经耽搁了四年,心里焦急如焚,更重要的是,她发现香港高等教育采用企业化经营的结果, 让她看到很大的危机。 

 「我是非常反对用企业化管理理念来经营高等教育,非常反对。」汪琪严肃地说。她指出,香港政府并非直接将高等教育所需经费拨款到各公立大学,而是拨款到一个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简称UGC),由企业界领袖与社会贤达主其事,负责将经费作最有效的运用,再由香港八所公立大学去争取教育经费。
 
 原本不用自行筹款的公立大学款,改由必须自己筹款部分经费,「那个影响很大,」汪琪摇摇头说:「我在当院长时无论是写计画书或是应付各种评鑑,想的都是市场,表现指标,这些企业界用的名词与概念,现在全都用在教育上。」
 
 为了争取经费,香港八所公立大学无不绞尽脑汁向企业筹款。她看到企业主如何将企业经营的思维与游戏在大学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她就感到痛心异常,她记得台大社会系教授叶启政曾经说过一句话:「大学是一个社会里最后一个具有理想性的社群。」但是,筹款机制却硬生生将这个理想性社群打破了。
 
 汪琪说,UGC委员用企业化方式设立很多指标来衡量香港公立大学的产出,「你的产出是甚么?你有义务去交代,如果经费拨给你却没有得到相对的成果,下一次我就不会给你这么多钱。」这是香港公立大学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问题是,企业经营成不成功,看利润即可;那么该拿甚么去衡量一个大学办得成不成功?有甚么产出呢?结论是设立各种指标,包括毕业生的就业率,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起薪等;汪琪说,这些指标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合理的地方在于可以看出学校培养的人才是否跟社会需要的人才有所落差。「但是不合理的地方,像是哲学系或是音乐系的毕业生怎么办?艺术家或是文学家要如何计算?那学校还要不要培养这些人?因为他们会拉低其他毕业生的就业率与起薪,导致学校无法拿到经费。」汪琪痛心地说,结果导致这些冷门科系不是被关掉就是被合并。

 汪琪看到的另一个危机,那就是现在高等教育的研究论文产出也设立了一个标准,她指出:「『社会科学文献引用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成为衡量学术成就的唯一标准。」
 
 「SSCI导致大家的研究取向完全以国际一级期刊编辑的喜好为喜好,」汪琪指出学术研究应该是我们社会需要怎样的研究,再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递到适合的期刊上发表;但是现在却变成先去研究这些SSCI期刊对甚么样的议题有兴趣,然后再决定你要写甚么东西,「你只能登 SSCI要的东西,那我们自己的历史与文学还有人要研究吗?别人看不懂也没兴趣。」
 
 为了让下一代警觉到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汪琪放下了多年来媒体全球化的研究,这几年都在作本土化的研究,涵盖范围从社会科学到人文,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脉络去寻找,希望找出属于华人自己的论述。
 
 「那我们自己的论述又是甚么呢?」汪琪问。2008年,由她主编「社会科学概念:中西对话系列」,首批出版的两本书《二元对立与阴阳:世界观的冲突与调和》与《民意与舆论:解构与反思》,深度解析西方的「二元对立」和中国的「阴阳」;比较西方的「民意」和中国的「舆论」,希望让读者在此一议题上,看到中西文化的异同。
 
 「我们这一代的研究人员一直过着人格分裂的日子,」汪琪说:「你在生活的时候是华人, 作专业研究时必须要把自己变成西方人。」她指着摆在桌上的《民意与舆论:解构与反思》这本书说:「我希望以后的学生或是年轻学者在他们接触到西方概念时也能了解,其实我们的传统里面也有类似的关怀,也曾讨论过类似的议题,不是只有西方那一套可以拿来作为我们做研究的素材,不是只有西方的才有价值,我希望打破这个界线。」
 
 为了全心投入,2010年初,在校长极力挽留与新闻系师生极度惋惜下,汪琪坚持申请退休。她说:「我需要脱离学术圈,才能专心做这件事。」

 

面对家庭:agree to disagree,容许对方发展的空间

 或许是因为出身外交世家,加上不凡的学经历让汪琪在看事情时,总是有着多元与独特的看法,不过,很多人也好奇,汪琪老师与另一半彭家发老师,是政大新闻系有名的教授夫妻档,这对夫妻从当年念政大新闻系同班同学开始交往,既是同学,更是同行;私底下的汪琪老师,与彭家发老师究竟是一对怎样的夫妻呢?
 
 听到原来大家这么好奇,汪琪老师哈哈大笑,她侧头想了想,微笑说:「基本上,我跟彭老师两个人是两条平行线,兴趣完全不一样。」
 
 一家三口,汪琪笑说她是梦想很多又随性的人,彭老师跟女儿则是比较实际的人。两人生长背景截然不同,一位是外交世家背景,从小习惯接受多元文化;一位是传统华人家庭长大,习于传统文化。
 
 汪琪说,彭老师喜欢唱广东大戏,非常爱看功夫片,但是她不一样,她喜欢古典音乐歌剧,有一次在澳洲雪梨,她排队买票看《歌剧魅影》,看完第一遍第二天又再买票再看一次,「这在彭老师看来是完全疯狂的事。」汪琪笑着回忆,她还提到有一年她在新西兰买了一个农场,兴致勃勃开车带彭老师去看,「结果,彭老师一下车左看右看都看不到一个人,说了一句『神经!』就回头上车走了,你可以看出两人差别有多大。」
 
 但是因为两人既是同学又是同行,生活圈的重叠度非常大,生活型态都是教书做研究,拜访老师也是彼此的老师,所以平日相处都很有话聊。虽然个性不同,汪琪说:「不过可以agree to disagree, 容许对方发展的空间,所以可以和平相处。」
 
 结缡三十多年,汪琪说,因为工作的缘故,有时她在夏威夷工作,正好彭老师就派驻香港;又或者好不容易她回政大教书,结果彭老师又去了香港,他们夫妻俩人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没有住在同一个地方,连女儿也在美国念书与工作,她说:「我们一家三口不在同一个地方很正常。」
 
 虽然多年来常常分隔两地,汪琪说,彭老师有一个持之以恒的习惯,就是打电话与写信都非常勤 快。「早年我在夏威夷工作三年,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彭老师每三天一封信,每周一次电话,从来没有断过,现在也是一样。」这是他们夫妻维系感情的方式。

 即将在2010七月底卸下教书重担,退而不休的汪琪老师还有很多梦想等着去实践,尤其是致力于将华人文化透过学术研究,让更多人接受。
 
 「这是一个混沌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她想告诉现在新闻系学生的话:「当生涯不再有固定轨道给你选择时,就是各路英雄出头的时候。」但是如何作好准备?她说,路不要愈走 愈窄,应该愈走愈宽,做好紮实的基础训练很重要,「语文、艺术与历史都是基础的东西,再加上现在有那么多新的工具,能不能发展出新的东西,就要看年轻人囉!」

【小档案】汪琪

  • 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新闻学院博士
  • 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学士(31届)
  • 民国71年 起聘
  • 民国76年 - 民国80年 政治大学新闻学系主任
  • 民国99年 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