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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烽火歲月

 民國二十三年,日本繼「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之後,又不斷對我挑釁,日軍橫行長城口外,平津危急...。

 一時之間,全國輿論開始懷疑「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據國民政府當時的統計,這一年全國報刊言論正確的只占四分之一。

 「現在好的記者太少了。」當時的中央政治學校校長蔣中正,對二十五歲的馬星野說,辦一張報紙容易,找一批人辦報的人卻難,希望剛自美完成密蘇里大學新聞學業的他,能留在政校訓練人才,馬星野欣然接下這個任務。
 

為國家栽培「好記者」

 那是中國歷史上關鍵的年代,內憂外患加上殘存的軍閥勢力,蔣校長口中的「好記者」儼然是一個沈重的責任,然而對年輕的馬星野與初生的新聞系來說,卻變成一種恆久綿長的時代使命。

 一年後,政校新聞系在南京誕生,由政校教務主任程天放兼任系主任,實際系務則由馬星野負責。第一屆的新聞系學生多自各系二年級轉入。

 新聞系創系初期,正是中國新聞教育萌芽時期,教材十分缺乏,大部分是馬星野在美國時期的筆記及研究;師資方面亦極為難求,多半是上海延請來的老報人,或學成歸國的年輕老師,如劉覺民的「報業管理」,湯德臣的「新聞採訪」等,馬星野則擔任「新聞史」與「新聞學」的教授。

 「三十歲不到的馬老師,有點害羞,講課時頭都低著,溫州口音許多同學都聽不大懂,到後來才慢慢適應。」前《大華晚報》社長耿修業(第四屆)回憶當時的情形。

 在政校校訓「親愛精誠」與「新聞系保姆」馬星野的信心與熱忱薰陶下,新聞系成為政校最活躍的一個系。二十四年成立的新聞學會更在校際間揚名,燕京大學新聞系就曾邀請新聞學會前去訪問。「那時後穿上制服,走起路來都有風。」曾任職中央社、《中央日報》的老報人彭河清(第一屆)說。
 

排字房趣味多

 在專業課程缺乏的情形下,實習刊物《中外月刊》《中外月刊》就成為全系精神凝聚的中心,雖然這些「準編輯」們也常把排字房弄得天翻地覆、秩序大亂,但憑著一股熱情與文采,《中外月刊》出版後立刻風行京滬,以其活潑多樣,具國際視野的內容,超過在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創刊號就是報導遠在東非,衣索匹亞抵抗外侮的故事。

 草創時期新聞系的另一個特色,是當時的中央政校採軍事化管理。早上上課,下午軍事訓練,在徒手操、槍操、打靶和摺豆腐乾棉被中,新聞系學生培養了在戰場中衝鋒陷陣跑新聞的本錢,而這些訓練,即使是系內第一位女生徐鍾珮(第四屆)亦無法倖免。

 「我所犯的不合規定,罄竹難書,散步不戴帽,不合規定;手插褲袋,不合規定;不扣風紀扣,大大不合規定。」徐鍾珮曾在日後寫的文章中提到當時訓練的嚴格。

 原本學校不准女生唸新聞系,她在據理力爭後,校方才勉強同意。然而五十多年後,女生卻成為新聞系的「主流派」占每屆新生比例至少七成以上。
 

大時代的斑斑血跡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對日戰爭爆發,八年抗戰揭開了近代中國苦難的序幕,以也使得成立不到三年的新聞系從此在戰亂中巔簸,與中國多舜的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

 在那段隨著國民政府流離遷徙的日子,新聞系的師生為戰火蹂躪的中國作見證,在採訪報導中,寫下大時代的斑斑血跡。

 正因為如此,大陸時期的新聞系系友,對戰亂帶來的痛苦感受特別深刻,同學間也如同家人般團結互助,凝聚成一股對國家社會特有的使命感,這股精神不僅傳承至今,成為政大新聞系的特色,也造就了當時一批忠黨的愛國報人。

 直到今天,曾以中央社記者身份,採訪過無數軍事戰情的彭河清憶起抗戰,仍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激動地流著淚說:「真不曉得我們國家是怎樣艱苦地熬過來的。」

 從冰天雪地的盧山到春暖花開的芷江,許多學生都前往長沙、漢口參加抗戰,新聞系也只剩下幾人,「全系幾乎潰不成軍,」當時仍繼續留校的徐鐘珮如此形容。

 雖然如此,大後方的新聞系學生仍挾著筆槍和紙彈,努力為國。被教育長陳果夫稱為「政校騎兵」的第二屆新聞系學生,在江西牯嶺辦《戰訓壁報》;僅剩的幾人到了湘西,也辦了半年的《芷江民報》,成為芷江地方的最主要的戰情來源。

 對日宣戰後,新聞系曾一度停辦,直到四年後,在小溫泉改辦新聞專修科,以實務訓練為主。包括現任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院院長王洪鈞、執政黨中央黨部考紀會主委吳俊才、前《中央日報》總編輯薛心鎔,都是專修科的學友。
 

同學少年都不賤

 當時的實習刊物為《南泉新聞》,每次出刊要走十八公里去搬刊物,王洪鈞甚至曾在全校運動會中叫賣刊物,因此結識了不少朋友。吳俊才後來談到那段時期的艱困時表示:「那時苦苦地學習、讀書,就是要為國家做點事。」

 現任駐德代表沈琦(第四屆)曾引一句詩:「同學少年都不賤」,來形容當時本系同學奮發向上的情形。

 在小溫泉時期的新聞系,由於物資缺乏,同學生活中大多清苦,現任政大新聞系兼任教授徐佳士(第七屆)考進新聞系時,吃的食物是稀飯配蟲咬過的蠶豆,照明工具則是蠟燭,「所以我們這一屆的視力普遍不好。」戴著厚厚眼鏡的徐佳士說。

 日子雖然艱苦,但在小溫泉依山傍水的景致裡,卻別有一股恬適之美。時任新聞學會總幹事的孫如陵(第五屆)曾如此描述小溫泉附近的花溪:「溪水深而曲折,兩岸多竹,雜以樹水,船行其中,觸目蔥籠,春暖花開,桃花柳綠,一個轉折換一個顏色,每個人都成了武陵漁人。」這種情景,加上新聞系活潑的系風,也使得學生懂得「苦中作樂」。
 

來一碗「轟炸東京」

 現任新聞評議委員會直主委的潘煥昆(第四屆),是印尼僑生,也是當時新聞系學生中,唯一有家庭接濟的人,每當家裡匯錢過來,他總會請同學到南溫泉吃碗「轟炸東京」(蝦仁湯泡鍋巴),一面品嘗平日難得奢侈的小吃,一面大罵日本人。

 小溫泉雖然不是軍事目標,但躲警報仍是政校學生的家常便飯,每當躲空襲時,孫如陵(第五屆)總喜歡在黑暗中天南地北的「亂蓋」。敵機侵襲了四年,他也蓋了四年,到今天,每當有人稱讚他的口才時,曾任教職、中央日報副刊全盛時期主編的孫如陵總會幽默地說:「感謝日本人的飛機。」

 空襲的時候,新聞系有一個特殊任務,就是到學校電報室收電報,了解敵機轟炸的區域及傷亡損失的情形,出簡報公佈全校。
 

斷垣殘壁中的笑容

 砲彈炸得碎房舍,卻轟不走學生「抗戰必勝」的信心。有一次,在中宣部工作的徐鍾珮應一外籍攝影記者之邀,在一片斷垣殘壁中拍照,他想表現空襲後中國人苦難與無奈,但徐鍾珮從頭到尾沒有一絲悲哀的樣子,反而露出樂觀的笑容,「房子被炸了,沒有什麼可怕,因為我們一定會得到最後勝利,」她這麼對外國記者說。

 就是這股不服輸的勁兒,使學生們經常在敵機遠離後,回到滿目瘡痍的校園,立刻捲起衣袖,收拾殘局,恢復上課。學生們也因此特別用功,準備隨時貢獻所學,充分展現讀書報國的抗戰精神。

 在這個時後,由馬星野作詞,創作許多抗戰歌曲的李抱忱譜曲的新聞系系歌也正式誕生,這首詞曲亦狀亦美的系歌不僅揭櫫了當時新聞事業的責任與理想,在媒介多元化的今日,更顯出它的重要意義。

 「系歌中的「燃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是最重要的一句,也是最值得我們努力的一句話,」徐佳士回想當年剛入學時,大家都大口興奮地學唱系歌;三十幾年後,新聞系會唱系歌的學生卻越來越少了。
 

在抗戰中立言立功

 民國三十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三十一年,同盟會宣布由蔣中正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新聞系的系友們也開始在漸露曙光的抗戰中立言立功:彭河清出任中國戰區中央社陸軍特派員(曾頻頻搶先報導中國滇西遠征軍從雲南邊境反攻的捷報);孫如陵回貴州辦「西黔日報」;徐鍾珮擔任中宣部國際宣傳處新聞檢查員;毛樹清在艾森豪麾下擔任隨軍記者...。

 隨著西方各國逐漸注意到這場「被遺忘的戰爭」中央宣傳部也開始培植國際宣傳人才,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作,於政校設立新聞學院,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擔任院長,曾虛白擔任副院長,現任英文中國郵報發行人余夢燕、前文化局長王洪鈞都曾在這所當時國內最高新聞學府就讀。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日本正式投降,當時在國際宣傳處單任處長的曾虛白一聽到消息,立刻向房門外衝,高聲大叫:「我們勝利了!」,引起了附近居民的驚駭,問明詳情後,一群人也跟著開始歡呼,此時砲竹、歡呼聲此起彼落。

 而在南京的受降典禮裡,何應欽將軍代表最高統帥接下‵日本降書的那一剎那,在場的中央社特派員彭河清強忍心中的狂喜,向外撰發電訊。當時任職中央日報的徐鍾珮仍記得消習傳來的那一刻,報館同事高興的爭相邀請吃飯慶祝。(執筆:陳啟彰、何琦瑜、李亞梅,新聞系第50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