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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苦難中國做見證

 在國人為戰勝而狂喜之時,政校也光榮地遷回南京紙廊。兩年後,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為政治大學,新聞系仍由馬星野領導,進入一個更高的研究領域,同年也成立新聞研究所。成立不久的政大新聞系立刻與燕京、復旦大學的新聞系齊名。

 在那段國民政府的「訓政時期」,一般認為新聞事業仍是協助國家發展的工具,新聞自由概念並不是那麼清楚,因此當以中央日報採訪主任陸鏗(新聞專修班)為首的一群新聞系學生,喊出:「先談新聞自由再談忠黨愛國」的口號時,被報社大多數人斥為「大逆不道」。
 

高唱新聞自由

 然而當時兼任《中央日報》社長的新聞系主任馬星野卻給予支持。曾經分別為文抨擊國民黨與共產黨、屢上兩岸黑名單的老報人陸鏗在四十多年後表示,他的新聞自由概念在政校時期受董顯光與馬星野影響甚鉅,可見今日新聞系自由學風在當時已見雛形。

 這段時期的中國,正沉醉在前所未有的戰勝國驕傲裡;苦盡甘來的老百姓,在殘垣斷瓦中揮霍狂歡,一片紙醉金迷的假象,令在歐洲的《中央日報》特派員徐鍾珮非常憂心。

 她曾為文指出,她在巴黎點了一客冰淇淋,遭人笑話,因為戰後節衣縮食的法國人,久不知冰淇淋滋味,而重慶雖天天仍吃八寶飯,冰淇淋卻從未短缺過,徐鍾珮多麼希望國內同胞,早日從杯盤狼藉中抬起頭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中國的苦難,並沒有結束。東倭的侵略才平息,北方虎視眈眈的帝俄,已在暗中唆使中共叛亂,從此國共分裂的紛擾,不僅動搖當時的政局,也在校園中形成左右派學生壁壘分明的對峙。

 現任香港時報董事長姚朋(第十五屆)表示,當時俄軍在抗戰勝利後短短一個月內,將東北的日軍軍火移交給中共,引起包括政校新聞系在內的大學生群起遊行抗議,當時他也在行列中痛罵蘇俄。

 世新編採科荊溪人(第十屆 )記得,當時在校園蟄伏已久的匪諜已紛紛開始活動,而他們班上至少就殺有一半是親共的。荊溪人以戲謔口吻轉述當時匪諜編的一些污蔑政大七個系的兩句話,指政大培養的是「貪官(法律、政治系)污吏(經濟系)刮地皮(地政系),造謠生事(新聞系)吹牛皮(外交系)」。

 正當校園不斷發生學潮風波,校外國共和談也宣告破裂,三十七年考進新聞系的賴光臨(第十二屆),第一學年沒唸完就傳來國軍在徐蚌會戰失利的消息,政大再度踏上播遷巔程。

 從南京到杭州,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共軍逐漸逼近長江,政大師生只好到上海轉遷廣州,抵達廣州,戰情再度吃緊,於是又轉往小溫泉,三十八年冬再奔成都。「這漫長艱苦的流浪,大概就是當時唯一的【課外活動】吧!在大三時,曾參加經國先生的「勘建大隊」的荊溪人,在回憶到這段歷史時,話語中流露無比的辛酸。
 

堅持到最後一 刻

 情勢危急,學校已經沒有辦法復課,三十八年底,政大學生三百餘人投入軍校,十二月,在川西邑遭遇共軍,包括新聞系在內的政大學生共八十餘人犧牲戰場。

 神州變色,在國家最苦的年代成長的政大新聞系學生咬緊牙關、忍住熱淚,誓言要為這個時代做歷史見證,做民族的先鋒。由於這份特殊的情感,大陸時期的政大新聞系系友在後來多成為心懷黨國的報人,遷台後的新研所在初期也以發展三民主義的傳播理論為研究主題。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各角落的系友堅持到最後一刻:七月七日晚上,當時《中央日報》記者王洪鈞坐專機採訪,在槍林炮火與暴風雨的威脅下,將蔣中正總統的文告空投上海;時任中央社採訪組主任的彭河清不幸陷身柳州,化名苦熬三個月後,才輾轉逃到香港;而在那年後才與白髮老妻在台聚首。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遷台,也將新聞教育的種子播遷到福爾摩沙─台灣。執筆:陳啟彰,新聞系第50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