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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山下傳薪火

 國共分裂的浩劫,帶給中國人無盡的苦難,歷經烽火來到台灣的政大校友,在談到自己的遭遇和犧牲的同學後都不勝唏噓。於是在民國三十九年的一次聚會中,決定向總統提出政大在台復校一案。

 風強雨急中的台灣,政大新聞系的系友正努的在政界、黨界、新聞界中站穩腳步,掌穩船舵。
 

胼手胝足辦報

 當時國內的第一大報《中央日報》在馬星野、黎世芬等人籌備、奔走後,也已在台繼續發刊,在董事長董顯光、社長馬星野的帶領下,許多新聞系系友如吳俊才、錢震、曹聖芬、王洪鈞、徐佳士、趙廷俊等也在遷台後成為報社內的編採、管理中堅,胼手胝足地這份國民黨的機關在台奠基,一直到現在,中央日報仍是系、所友的鐵要舞台之一(如現任社長石永貴、總編輯許志鼎、副總編輯王宗蓉)。

 除了中央日報,系友如潘煥昆、彭河清在遷台後的中央社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沈琦則轉往外交界發展,歷任外交部政務次長、駐澳、駐哥倫比亞、駐西德大使。

 政局仍在緊張狀態,言論顯得格外重要,從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間,創刊報紙就有《民族報》(現《聯合報》)、《徵信新聞報》(現《中國時報》)、《青年戰士報》(現《青年日報》)、《民族晚報》等,新聞系系友如耿修業、薛心鎔(《大華晚報》),余夢燕(《英文中國郵報》)也在此時加入辦報的行列。

 情勢雖然不安,但工商界立志創業的仍大有人在,剛崛起的新光、裕隆、台塑、大同、台南幫等企業,也為當時的台灣帶來一絲經濟發展的前兆,但在大學生只佔總人口的0.07%的情況下,這些企業也只得以土法鋼的方式儲訓人才,政府於是開始意識到高等教育的重要。
 

在台傳遞薪火

 民國四十三年,國立政治大學在木柵首先恢復研究部,由會虛白出任新聞所所長,在台灣接下新聞教育的薪火。第二年大學部新聞系也恢復招生,由當時台灣第一大報新生報社長謝然之兼任系主任。

 從此之後,政大新聞系所承繼以往的豪情壯志,在台灣寫下新聞教育最璀璨的一頁。

 復校初期的政大,荒涼而簡陋,學生從公車路局終站木柵一路踩著泥巴回來,到道南橋還看不見學校,校地也只有現在的社資中心到一、二字頭教室的範圍,「那時政大最高的房子只有兩層樓高,民國四十八年建的四維堂算是很了不起的!」畢業後赴美的王度(二十一屆)說。

 當時的台灣很窮,大學生的娛樂很少,打撞球算是新聞系較流行的活動,至於到道南橋頭的木柵戲院(現已拆掉)看場電影算是奢侈的享受了!「其實大部分的生活都是蠻平靜的,」復校第一屆的系友,一直在英文媒體打轉、現為英文中國日報的資深記者馬華利回憶當時的情形。

 生活的平靜,學生便專心往書本下功夫,當時新聞系、所用功同學的代表如現任中央日報社長石永貴(十九屆)、政大廣電系主任潘家慶(十九屆)、台視副總經理李聖文(新聞所)等,都在良性競爭下,互爭長短,到今天都各以扎實的基礎在學術界、實務界有所成就。

 校內生活雖平靜,國家的經濟情勢卻未穩定,全國私家轎車才二千多輛,文盲比例卻達總人口的七二%。

 民國四十六年,新生報南部版在經濟壓力及看報風氣不盛下瀕臨倒閉,荊溪人奉命南下整頓,擔任總編輯,五年的努力,使得南部版日益茁壯,後來甚至獨立為南台灣新聞報,成為今天南台灣最大城市高雄唯一的官方報紙。

 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傍晚,共軍炮火突然轟炸金門,兩個小時內就發炮四百多發,在四十六天瘋狂轟炸仍攻不下的情況下,共軍改為單日打,雙日不打。那一年,上大三的馬華利在新聞局實習,八二三炮戰後幾天,他陪同外籍記者到金門採訪,那一天剛好是單日,一下飛機就看到不遠處的民房被炸得粉碎。

 在中共單打雙不打的策略後,台灣海峽獲得暫時的寧靜。

風雨中曙光漸露

 隨著四十年代進入尾聲,經過飄搖風雨的台灣,前方逐漸光亮起來經濟好轉,各報社業務也站穩腳步,報考新聞系的學生也越來越多。

 民國四十八年,全系學生已將近三百人,在那一年的陳博生獎學金頒獎典禮中,政大校長正式宣佈籌建新聞館。同年,政大也發生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大水災。

 那是一個初夏的晚上,如今是國內外赫赫有名的刀劍收藏家的王度,回想當年在睡夢中突然感到一陣涼意,醒來一看,發覺自己身處水中,急忙爬到上舖,與同學擠在一起。

 當時的新聞所講師陳聖士顧不得水勢湍急,與校車駕駛小楊游到校長宿舍,救出時年七十多歲的陳大齊校長與夫人,那時校長宿舍的淹水幾乎已過頂。從此以後十幾年,夏天校園淹水、學生宿舍搬家、停課、消毒,便成了政大師生共同的回憶!

 水勢漸漸消退,新聞系、所師生也開始動了起來。王洪鈞接下新聞系主任的棒子後,以至今仍深深影響當時政大新聞系學生的幾個字「樂觀、忍耐、奮鬥」做為系訓,勉勵同學多方發展,並在國內外四處延攬專業師資,使得新聞系、所更趨多元化與國際化,在師生共同努力下,締造了系、所的第一個「黃金年代」。(執筆:陳啟彰、何琦瑜、李亞梅,新聞系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