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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邁向傳播新紀元

 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動土開工的新館,當初是專為新聞系設計的;但隨後兩年,爭取許久的廣告、廣電二系,忽然得到教育部批准成立,於是新館也變成目前的傳播學院院館。

 這座全國中最好的傳播學院院館,耗資五千五百萬元,擴增設備和器材,並設有專業圖書室、廣告企劃室、廣電製作中心、電腦中心、多媒體視聽中心、廣告商業攝影棚、暗房、小型寫作室、劇場....等一流設備,讓外系師豔羡不已。

 民國七十六年,汪琪接任系、所主任,繼續推動系務革新,除了落實教授治系的理念外,更大力發展中文電腦排版、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和美國多所著名學府如俄亥俄大學新聞系等,推展師生交換、學術交流等活動。

 就在新聞系以穩健的步伐力圖發展時,台灣卻進入了一個「巨變」與「懼變」的新格局。民國七十五年,國民黨三中全會宣佈研究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等問題,不久,民進黨成立,一時之間,政治新聞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

 「我們是處於禁忌與開放之的一代!」晚上九點,喧囂與忙碌過後的中視新聞部,只剩下二、三個人,黃晴雯深思片刻後說。當時許多社會衝突正在蘊釀、成形,黃年「台灣政治發燒」、龍應台的「野火集」,和一些游走在禁忌邊緣的書,是大學生的最愛。

 民國七十六年到七十九年短短三年間,台灣政局的變化遠遠超過過去四十年間。立法院打架鬧事的風氣愈演愈烈;政府開放大陸探親、記者赴大陸採訪亞銀年會;雷震、孫立人大翻案;國代當著總統面前掀桌;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公開較勁....。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在台灣這塊小島上,掀起前所未有的波濤巨浪,各媒也不由自主的加入巨變的狂飆中。
 

「站崗新聞」

 曾經和一群記者圍著蔣彥士打探副總統人選的王旭(四十三屆,現任聯合晚報政治組記者)無奈地說,政治新聞氾濫,不僅讀者看了討厭,記者跑新聞也成了「站崗新聞」,誰都不會漏新聞,但誰也跑不到獨家,「這樣子跑,國中畢業生也可以跑新聞,新聞不是這樣搞的!」

 新聞界不僅猜測、捏造之風大盛,有些記者甚至有意無意介入新聞事件,為政治人物放話造勢,或煽動挑撥,新聞道德蕩然無存。連半世紀前就在鼓吹新聞自由的大老曾虛白,也為新聞自由的濫用而耽憂不已。

 新聞系所十五位老師作品彙編的「媒介批評」適時出版,要對新聞界盡其評鑑及導向作用。追求更民主開放的政治改革,似乎已成世界潮流。民國七十八年下半年,東歐掀起了風起雲湧的改革浪潮,不僅擊垮了代表東西方冷戰的柏林圍牆,同時更結束了東德、捷克、保加利亞以及羅馬尼亞等共產專政的局面。

 面對這種令人瞠目的演變,凡是新聞人莫不有「生逢此時」的興奮,「台視新聞世界報導」的主播張雅琴(四十六屆)更把主播台從北搬到柏林,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與兩德人民共享統一的榮燿。

 儘管國內外政治改革日趨開放,但彼岸的中共政權卻違逆了這股世界潮流,大開民主倒車。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四日凌晨,中共以坦克車壓碎了中國青年要求改革的夢想;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在槍林彈雨中所完成的報導,卻拆穿了中共虛假的謊言。

 在天安門廣場上,深夜冒著生命危險採訪大陸學運學生,並把侯德健歌聲傳回台北的陳永光(四十九屆現任華視新聞雜誌記者),在歷劫歸來後發現自己被媒捧為「英雄」,而辛苦拍得的帶子卻反而少有機會播出。

 「採訪是我們的工作,真正的英雄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年輕的陳永光在回校對系上師生演講時說。
 

捲入改革浪潮

 或許是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也或許是學生的自覺,民國七十六年三月,當國民黨大玩政爭的權利遊戲時,國內的學生也群集在中正紀念堂前要求大速改革政治體制。

 在這一場靜坐的抗議活動中,當時新聞系一年級的學生童心美憤慨地在中正紀念堂躺了三天三夜,也有同學在採訪中發現這次事件並不單純。

 當時正在中正紀念堂採訪的黃晴雯,也很感慨學生真誠被利用了:「年輕人最可貴的是熱情和純真,但最危險的也是熱情和純真。」

 政治上,改革的呼聲此起彼落,經濟上,國人則開始瘋狂追求金錢。從民國七十六年起,股市在短短三年內,從一千多點漲到一萬多點,大大小小的地下投資公司約有二千多家,許多殷實老百姓在厚利誘惑下,紛紛投下大筆金錢,社會瀰漫投機的氣氛,讓 外國人稱我們居住的這塊土杝為「貪婪之島」。

 在鴻源集團聲勢如日中天時,傳聞有二百多位記者受過鴻源集團的「招待」,姚鷺(現任聯合晚報證券組招集人)是少數不受鴻源「招待」的人士之一。她曾連續一星期在聯合晚報頭版或三版頭條揭發鴻源非法吸取外金的內幕。

 「我雖然沒有為鴻源送終,但我知道我的報導確實發揮了影響力,」姚鷺認為這是她最感驕傲的事。

 追求金錢的風氣也吹到校園裡。四十六屆的張雅琴回憶:「當時學生唸書的氣氛不強,沒畢業就工作的人很多。」
 

新聞學人停刊

 學生忙著打工,相對也減少了對系務的關心。不僅系上大會每每因出席人數不足而頻頻流產,連創刊二十年的「新聞學人」也因為找不到人手,而在期末大會,學生「還算熱烈」的討論聲中,於民國七十八年畫上令人婉惜的休止符。

 政經變化如此急遽,使社會脤膊一起跳動的新聞界本身自然也受到了影響。

 民國七十五年,華航駕駛王錫爵駕著飛機向中共當局「投誠」,在尚未獲得上級允許的情況下,時任台視新聞部經理盧治楚(二十五屆),獨家播出訪問中共民航局長的新聞,雖然事後受到新聞局一名科長的口頭警告,但他卻認為在報導事實的產則下問心無愧。

 民國七十八年,政府開放兩岸探親,卻仍未明令批准記者赴大陸採訪時,當時任自立晚報總編的陳國祥(現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認為政府的開放政策太過緩慢,於是在社長吳豊山的支持下,率先派遣徐璐、李永得赴大陸採訪,引起軒然大波,成為國內外新聞中的新聞。

 沒多久,政府宣布開放記者赴大陸採訪亞銀,周玉蔻是那批記者中的一員。這也是台灣記者首次公開到大陸實地採訪,藉由媒體扮演的橋樑角色,兩岸的互動因而更加快速頻繁。

 新聞界不僅在報導的尺度上一再突破禁界,在報紙的經營手法上也歷經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民國七十七年,報禁解除,當時正在英國牛津大學唸碩士班的黃年,奉召回國,參與聯合晚報的創刊,他親自畫版樣說服長官,引進了中文報紙橫排的作法,「是他一手把這個嬰兒定形的,」聯晚成立時便從聯合報跳過來的姚鷺比喻。

 一百二十五家(登記二百零八家)報紙一起奮身跳入開放的洪流中,台灣報業頓成戰國風雲時代。記者的身價跟著水漲船高,許多人加薪晉爵,更有人從記者一變為召集人、採訪主任,而剛踏出校門的社會新鮮人,就業機會也隨之大增,「剛畢業的學生,有人在一個月內從甲報跳到乙報,再跳到丙報。」新聞系一位老師批評指出。

 報業競爭加遽,聯合、中時兩大報團挾著雄厚的財力,在台灣形成雙雄並立的局勢,其他報紙除了必須面臨財力不如人的問題,更必須面臨人手到處竄流的挑戰。

 在早期,政大新聞系、所畢業的學生,大都走向中央社、中央日報、新聞局等黨政單位,但在民國六十年代中期以後,人才慢慢往民間流動,也反映出時代的變遷。
 

跟歷史同步走

 現任中央社資料部副主任方鵬程(二十七屆)回憶,以前總統接待外賓,只有中央社獲准進入採訪,「有種自己跟歷史同時在走的感覺。」而有「地下總統府發言人室」之稱的中央社,在這之前確實也吸引了不少人才。但隨著多元化社會的出現,中央社不能再滿足各報同需求,加上民間報業的興起,此消彼長下,人才慢慢流向民間,系所學友的跳槽志願裡,從此少見中央社。

 這種跳槽的情形,也正暴露出記者不夠敬業的問題。現任中視總經理朱宗軻(二十四屆),在經過多年的觀察後,認為新聞系學生雖然具有足夠的專業水準,但敬業精神尤其是工作倫理,卻一點一滴地腐蝕了。

 值得慶興的是,政大新聞系注重「新聞倫理道德」的精神,仍然可在許多人身上看到。

 張雅琴回憶,以前上課時聽老師講倫理、道德,總是覺得很煩,「但現在事到臨頭,錢就是拿不下來!」

 王旭也以惑激的口吻表示:「很感謝師長們的教導,讓我在新聞處理難以取捨時,知道不能亂搞,否則沒臉回去!」

 即使新聞倫理道德逐漸淪喪,「新聞界還是有很多堅守原則的人。」堅持不買鴻源帳的姚鷺說。

 多少年來,強調菁英式培訓的政大新聞系所,在強調專業的教育理念下,不知為新聞界培育多少優秀的人才,而這些人才也慢慢在媒體、社會上發揮影響力,但遭人質疑的問題也仍然存在。

 「理論還是和實務脫節!」民生報發行人王效蘭認為,在院館硬體設備日臻完善的同時,如何加強軟體方面的實務訓練,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
 

任重道遠

 政大新聞系在民國二十四年,社會動盪不安時建系,在風雨飄搖中隨著時代、國家一起成長,整個政大新聞系、所史也正反映出時代巨輪軌跡,或許也因為如此,政大新聞系的師生,始終堅持一分對社會的使命感。

 在傳播學院院館落成啟用之際,「希望政大新聞系、所能有更多的成果,貢獻給社會。」賴光臨如此期許。

 回首前塵,展望未來,政大傳播人任重而道遠。(執筆:李亞梅,新聞系第50屆)